與劉會民類似，貪賄3000余萬元的浙江永嘉縣新橋村委會原主任余乾壽，犯罪主要集中在土地拆遷、安置房建設等項目上。在安置房分配上，余乾壽等人幾乎達到了瘋狂的地步。

當地紀委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，在共569套安置房分配中，前任村支部書記葛彩華家55套，支部委員林成龍家50套，支部委員胡佐永家24套，村委會主任余乾壽家13套，村委員唐福新家15套，村委員胡國強家2套，村會計余臣德家39套，村出納余承昭家32套，村辦胡文西家46套，村辦余云恩家40套，共分配了316套安置房……這其中，只有80套分給了拆遷戶。

2013年上半年，南京市檢察院對全市“村官”職務犯罪案件進行了調研分析，結果顯示，在2009~2012年查辦的44件村官職務犯罪案件中，逾七成涉及征地拆遷領域，而結成各種形式的利益聯盟，成為50名涉案村官的主要犯罪手段。

南京市檢察院預防局局長林志梅表示，從村官職務犯罪外部因素看，村官之所以能夠在所賦權力環節之內結成各色利益聯盟，其中一個重要根源在于村務政務不公開、村級管理不民主、制度執行走樣。

參與辦案的紀檢、檢察人員反映，一些地區農村賬目混亂、財務管理不規范，會計手續履行不全，票據跨年度入賬，資金體外循環，“白條子”、“假票據”入賬情況嚴重，村干部公款私存、公私不分，村里收入不入賬。

林志梅說，村務財務管理混亂，隨意性大，也制造了犯罪空間。

不管是劉會民所在的七里莊村，還是余乾壽所在的新橋村，都處在經濟相對較為發達的區域。

而廣西壯族自治區灌陽縣黃關鎮陡水村則是遠離城市、相對封閉的偏遠山村。但就在這里，今年上半年亦發生了一起村官集體貪賄的窩案，涉案村官們先后獲刑。

2010年7月至12月，陡水村共有五保戶33戶，發放到每戶的農村五保供養金應為1870元。但在2011年1月，趙朝先等三名村官從鎮政府民政辦領回該村五保供養金61710元。三名村干部商量后決定，每戶發放660元，截留克扣每戶1210元，一共截留39930元五保供養金，后被三人均分。

除了截留五保供養金，低保戶的低保金也未被放過。2009年至2011年期間，趙朝先等人幫村里的104名低保戶辦好低保銀行卡后，并沒有將卡發放到各低保戶手中，而是由原村委副主任趙德勇統一保管。

趙朝先等人未按規定如實發放低保金，他們以超出民政辦核定的低保人數，并降低低保金額進行發放。如2009年實發180人低保金，每人170元；2010年實發180人，每人260元；2011年實發180人，每人320元。因此，陡水村每年都有未發放的低保金留存在各低保戶的銀行卡內。

2012年1月9日，趙朝先等三人取出所有留存的低保金，共11萬多元。三人商量后截留其中的48950元，并均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