煙草事業如日天中天，沒有給褚時健帶來財富，卻讓他身陷囹圄；出獄后，深居哀牢山中，種橙九載，上世紀“煙王”于耄耋之年成為億萬富翁。
從云南玉溪前往嘎酒鎮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攔住，兩上月前，下雨導致地基塌方，至今禁止通行，我們汽車不是已選擇土路進山，路的一邊是山崖，樹木蔥郁，山下偶爾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、零星的香蕉和小塊的梯田。在日光下，蓄著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澤，這是哀牢山脈的一段，上世紀的“煙王”褚時健這些年就在這大山深處埋首創辦屬于自己的事業。這次他沒有制煙，而是種橙。制煙曾經讓褚時健的事業如日中天，但并沒有給他來財富；而種橙卻讓85歲的他成為億萬富翁。
“心理不平衡”
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場“世紀審判”，這位昔日赫赫有名的“中國煙草大王”，現在一定是在某處頤養天年，而不會如此高齡還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園間兩頭牽走。
1979年，10月，褚時健
出任玉溪卷煙廠廠長，此后18年間，褚時健
帶領團隊將這個陷入虧損的小煙廠打造成亞洲最大的煙廠，為國家創造利稅務991億元，在他得意的時候，求他寫條子批煙的人絡繹不絕，在退休前，由于“經濟問題” 褚時健
鋃鐺入獄，并在1999年被叛無期徒刑。那時他已經71歲，此前，他的妻子和兒女也被警方控制調查，女兒在扣押期間自殺。彼時，作為云南紅塔集團的一把手，褚時健
的工資水平僅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，18年的工資收入總共不過60多萬元，“富廟里窮方”身陷囹圄，在當是成為一件讓人矚目的大事，譏諷者有之，嘆息都有之，而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。后來褚時健因獲減刊為17年，又罹患糖尿病，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醫，從此在哀牢山種橙至今。
在山中轉了一個多小時，我們終于到了嘎酒鎮。這是一個以傣族為主要居民的小鎮，一條小河將小鎮剖也兩半，由于是科天，一節一節階梯狀的河床裸露出來，當地人對橋上的我們說，這不是河，在雨季，山洪暴發的時候，用來泄用的，如果沒有這個，腰街早就被泥石流沖走了，山里的農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較麻煩，有的連房舍都被毀掉了，不過，帶著一雙手跑到山里種橙子，日子變得好過了。
“是給褚時健種橙子嗎”我們問，當地人點點頭，“褚時健供住的地方。”
在山里走了近半小時，車終于駛入一個布滿橙樹的山頭，空氣中飄著淡淡肥料的臭味，經過一座廠房建筑后，車停在一幢黃色的二層小樓前，這是褚時健的家，也是他在山中辦公場所。門前蹲著兩尊古獅，幾只公雞在石獅腳下走來走去。
身著米灰色的套頭衫、外面罩一件黑色馬甲的褚時健緩緩走向我們，笑著和大家一一握手，然后招呼我們呼橙子。“褚橙”的確口感非凡，我們一行人都認為自己吃過最好的橙子，一張矮桌，四條長凳，褚時健坐在桌邊。吸著玉溪煙，操著濃重的玉溪方言，一開口便說：“我們的橙子分成三個等級，特級品10塊錢一公斤，市場上賣10多塊一年，供不應求。”
我們問“當初為什么想起來承包果園呢？”褚時健低下頭，想了想說，“心里不平衡，現在的國企老總一年收入幾百萬，上千萬，我也不想晚年過得太窮困。另外我70多歲出獄，總得找點事做，讓生活充實點。”這句話，在一個小時后他又重復一遍，說話時，褚時健的臉上掛著一絲淡淡的微笑，眼睛則少有笑意。這絲微笑，就那樣不深不地掛著，像是卻波之后面對外界的某種展示。
指著桌上的橙子，褚時健有些得意，跟我們歷數起這些年如何一年解決一個問題，改良士壤結構，發明了獨特的混合農家肥，解決了灌溉、病蟲害、口感等問題，市場反映，“褚橙”的口感已經不在美國進口的新奇士之下，甚至比口感略酸的進口橙更迎合中國的人口味。今天他要讓橙子的色澤更鮮艷、手感更平滑。9年辛勞，2400畝從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樹在哀牢山中脫胎換骨。
我說，這是“微笑曲線”的一端—研發，褚時健點頭表示同意，“另一端是市場吧，那個不用操心，把品質做好最重要，市場會求著你的。剛種橙子時候，不懂技術，出了很多問題，像第一個收獲期，那么多樹才收了14噸，那倒是讓我睡不著覺。”褚時健做香煙的時候，技術也是零基礎，從頭摸索，跟技術員反復討論，一點一點解決問題，種橙子亦如是，單肥料的配比就反復試驗無數次。
失敗倒沒有想過
“你怎么知道會有今天這樣的結果，能促出這樣的橙子？你想過失敗嗎？”問這句話的時候，我們腦子里閃過一件事；褚時健年輕時候，在邊縱打過8年游擊，在一次戰斗中，由于敵人火力過猛，上面命令撤退。褚時健不聽，孤身一人在戰場上尋覓一個多小時，找到了他二哥陣亡后的遺體。
這個問題讓褚時健很自然地聯想到當年做煙的經功，他語速緩慢：“失敗倒沒有想過，像我當時在煙廠的時候，我向省里提出貸款2300萬美元，引進世界最先時宜的卷煙生產設備。有人說如果效益不好，還不上錢，說不定就要去坐牢了，那時，昆明卷煙廠對這個項目也有興趣，但后來卻不敢了，我想，香煙的品質和效率提高了，一年就能還上錢。后來項目的發展就是這樣的，我對風險也是有評估的。
從煙盒里抽出一支煙點上，褚時健的話題又回到橙子：“農民太弱小，他們是無力承擔風險的，現在園子里的兩口之家，他們只要出兩手，房子、肥料、樹苗都是我出，按照公司的要求做，一年收入差不多6萬左右，他們還可以自己養上幾十只土雞，幾頭豬。以前他們的年收入也就幾千塊錢，現在日子好過了，孩子上大學，學費也得掏得出。技術員年薪10多萬，不比公務員差。
褚時健抽煙頻率很高，很半小時就抽掉4支，不過每次都不抽完就掐滅了，他滅了煙又說：“農業其實也不好管理，他們才管你是不是褚時健。比如說，要想橙子品質高，必須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實，農民舍不得，樹長大了，空間不夠，相互爭奪陽光和養料，必須砍掉三分之一的樹，農村也舍不得。不過，我們收果實有嚴格的質量標準，按照公司要求做的，收入明顯提高，其他人也就跟著學了，以前做煙的時候，也是這樣的，我們從煙田抓起，經農業種子、化肥，指導農民怎樣種出一流的煙葉，高價購買煙葉，沒有世界一流的煙葉，就做不出品質一流的香煙。
“搞人際關系，我不行”
褚時健做企業的最早經歷是在“文革”時期，他曾經擔任過嘎酒糖廠的廠長。談起歷史，褚時健臉上筆紋深了一些，像在說一個笑話：“我這個廠長是戴罪之身，摘帽右派”，打個比方，‘右派帽子’掛墻上，檢查的人來了，就給我戴上，批斗我了，就戴著帽子走個過場。廠里有兩路造反派互相打，他們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。整個云南的糖廠都虧損，我那個鎮辦小廠一年盈利 30多萬呢，別的廠100斤甘蔗榨9斤糖。我們能榨12斤。我們還把別人榨過的廢料，要過琮再榨一次，盡管設備簡陋，品質在當時還算好的，像蠟一樣。”
面對為何成為右派這個問題，褚時健凝想了片刻，點上一友煙，悠悠地說：“1955年，我27歲時擔任玉溪地區征署人事科科長”。我的上級常常暗示我替他做點違反原則、對個人有利的事，我聽不懂。他說小褚你不懂事，反右的時候，我負責給一部分人定性，那時候反右是有指標的，我想不通，那結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？指標越來越高，我工作越來越差，對右派手軟的人肯定是右派，就去農場改造了。很多縣級干部和我關在一起，他們想不開，整天唉聲嘆氣的，我說有什么呀，這一年，我30歲。
在農村的日子，盡管全家生計艱難，和坐機關相比，褚時健反而覺得了很多，他說：“我是個不愛求人的人，搞人際關系，我不行，覺得心煩。”1979年，褚時健在嘎酒鎮上看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，他心想：“一切該結束了，我是搞經濟、搞技術的，我們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。”
“搞技術”的褚時健其實很懂得“分甘同苦”的道理，這個詞本意是同甘共苦，做另一番解釋也別有意味。他率先在玉溪煙廠工人中實行計件工資，有賞有罰，極大提高了效率，工人的工資有時甚至超過管理層，并曾經發生過多次工人翻墻進廠加班的事情，分配與激勵是褚時健管理企業的一大利器，做煙種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在種煙最紅火的時候，作為煙廠的廠長，他覺得自己和其它高管也應該激勵一下。他的這次率先嘗試卻把自己推向了一個巨大的漩渦，深陷鐵窗，家破人亡。
“經歷了那么多事后，你如何看待朋友？”聽了這話，褚時健猛吸了一口氣說：“
我在牢里的時候，心想我70多巖漿了，以后能不能活著出去，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？后來，我弟弟來看我，帶了他種的橙子，我吃了一口，心想，味道還可以啊，要是能出去就種橙子吧，后來，得了病，身體狀況很差，再不出去看病，估計就死在里面了，出來后，就想找點事做，消磨時光，處理我的案子旱，他們給我留了120萬塊錢，聽說我要種橙子，幾個有錢的朋友每人借給我幾百萬，加起來一共1000來萬，他們說，就是給你玩玩，列沒了也沒關系，反正我們也用不著，到2009年，這些債務都還清了，還錢的時候，他們又不肯要利息。”
“我不上市”
2011年，褚時健的果園利潤起過3000萬元，固定資產超過8000萬元，不過這些年的盈利，不是用于還債，就是變成水利建設等固定資產投入，最近褚時健又租了400畝山地，樹剛種下，掛果還需要幾年。
國內一家很有實力的投資公司專程托人問褚時健對上市有無興趣，這家公司看好褚時健橙子的口碑和盈利能力，有意運作“褚橙”登陸資本市場。褚時健聽了，連連擺手，“沒這個心腸跟他們玩。再說，投資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起股民一筆錢的，我85歲了，管不了幾年，果園以后是要交給我孫子和她太夫的。說實話，他們管理銷售還行，但沒掌握種植技術，上市，我倒是拿錢，但虧了股民。我怕別人背后指指戳戳”。
褚時健隨即和我們討論起股市：“你們覺得中國股市正常嗎？一只做酒的股票從兩塊錢坐飛機一樣地漲到90多塊。”“隨便后，他做了一個墜落的手勢，接著說：“央企不是很賺錢嗎？它們給股民分過紅嗎”他用很慢的語速笑著說“我不上市”
“從2002年保外就醫到現在快10年了，中國的商業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，比如互聯風公司現在發展很快，你在山中是否留意過？問題很長，回答很短，他說：我玩不了概念。”
后記
以前，褚時健管理煙廠的時候，想到煙廠上班的人擠破頭，現在他管理果園，想在果園干活的人也擠破頭。在管理煙廠的時候，褚時健采用了和煙農互利的辦法，為了讓煙農種出優質煙葉，他采用由煙廠投資，直接到煙田去建立優質煙葉基地的辦法，并且把進口優質肥料以很低的價格賣給煙農。當時煙農有好多都富有，與煙農
“雙贏”的煙廠，原料一天比一天好，竟爭力一天比一天強，廠子最后變成了“印鈔工廠”。而在果園，褚時健給每棵樹都定了標準，產量上他定個數，說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，因為果子長太多會影響質量，所以多出來的果子他不收。這樣一來，果農一見到較差的果子就主動摘掉，從不以次充好。
他還制定了激勵機制：一個果農只要承擔的任務完成，就能領導到4000元工資，質量達標，再領4000元，年終獎金兩千多元，一個農民一年能領到一萬多元，比到外面打工掙的還多。
